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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福州（二十二）：“習書記為臺資和外資企業落戶福建創造條件”
2021-04-12
采訪對象：宣建生，1944年1月生，浙江諸暨人。臺灣冠捷科技集團董事局主席兼行政總裁。曾供職于美國通用電氣、臺灣百事可樂、臺灣東南堿業、臺灣潘氏集團。1990年擔任冠捷電子（福建）總經理，1995年同時擔任北京東方冠捷電子法人代表。
采訪組：邱然 黃珊 陳思
采訪日期：2017年6月8日
采訪地點：福州市芳沁園
采訪組：宣總，您好！您是著名企業家，在福建辦企業多年。您最初來福建辦企業時，習近平同志是福州市委書記。請談談你們在辦企業、尋求合作當中的交往。
宣建生：我跟福建蠻有緣的，跟習書記也蠻有緣的。我1988年就來到了福建的福清。當時是隨林文鏡先生來的，他是印度尼西亞華僑，福清是他的家鄉，我叫他林大哥。林文鏡先生很愛家鄉，之前他想給家鄉捐錢，后來想到“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就用投資辦廠的方式為家鄉增加就業，帶動家鄉發展。正因為如此，他就希望他的親朋好友到福清來做投資、辦企業。
那時候，林先生、我，還有一位潘方仁先生，一起投資了一家公司——臺灣埃德蒙，它是臺灣最大的電視機公司，后來我們將這家公司轉型做顯示器。
20世紀90年代初，是PC（個人電腦）蓬勃發展的時期，我們要擴大生產規模，就到福建考察。我們當時先去了廈門，但最后還是把投資地點定在福清。那個時候，廈門在實施“海滄計劃”，整個班子都在忙著接待王永慶。林大哥就對我說：“你到福清來看看，福州的書記很年輕，做事很果斷。”這樣，我們就來了。
1990年，我第一次見到習書記，當時他擔任福州市委書記不久。第一次見面，他就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明顯感覺到，這是一位年輕有為的市委書記。他這個人話不多，但很豪爽、很痛快，一身正氣。
習書記問我：“冠捷電子要在這里落腳，都需要什么條件，我盡量給你們創造。”其實，當時土地已經不是問題。林大哥在福清承包了一塊0.5平方公里的土地，他想做成一個開發區，邀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和臺灣地區的朋友來設廠，比如鋁業、食品等工廠，把這塊地以虧本的價格轉讓給我們。他是按照5萬塊錢一畝收購的土地，花了很多錢平整土地，還是以5萬塊錢一畝地的價格賣給我們。
那時候土地不像現在這樣稀有，所以地價不是問題，水電也基本能保障。我們就需要一個政策：希望拿到內銷權。
采訪組：內銷權的問題，您當時是怎么向習近平同志提出來的？他又是如何幫助你們的？
宣建生：我就直接跟習書記說：“希望能給我們內銷權。”當時，對臺資企業獲得內銷權是有相關規定的：要跟一個當地的企業合資，而且當地企業還不能是小股份，必須持有大股份。
習書記就說：“你去看看我們福州電視機廠吧，看跟他們合資是否合適？”
看完以后，我跟習書記說：“我們兩個企業的文化和理念不太一樣，很難達成合作。就好像兩個人結婚要情投意合一樣，沒有情投意合，怎么結婚？我們還是希望獨資，您可不可以在我獨資的情況下讓我內銷？外銷的問題，我們自己來解決外匯平衡。”
他就問我：“你們的外銷占多少比例？”我說：“我們的外銷占80%，內銷占20%。”我這么提，是因為當時大陸市場還沒有現在這么大，內銷不用超過20%就夠了。
他就說：“我幫你去跟電子工業部協調。”
他很快就協調好了，我們就擁有了20%的內銷權。后來，我了解到，他是直接跟電子工業部部長問的這件事，詳細了解了當時的具體政策。
這件事情讓我很驚訝，因為我們當時到深圳或者其他地方去辦理內銷權都是很麻煩的。通過這件事情可以看出來，他對我們非常負責，誠心誠意為我們投資辦廠創造條件。內銷權對我們企業非常重要，可以省去很多麻煩，節約大量資金。如果沒有內銷權，不僅產品銷售減少了，而且還要把外幣兌換成人民幣來支付勞工費和材料費。如果能內銷，我們企業把產品在大陸銷售后就能直接拿到人民幣，就可以用這些人民幣支付工人工資。此外，我們可以帶一些零件供應商進來，這些供應商賣給我們的材料，也可以用人民幣直接支付。內銷權的事情敲定后，我們就在這里落腳了。
采訪組：如您所述，習近平同志當時幫助你們解決內銷權問題是冠捷電子能夠在福清落戶的主要因素。
宣建生：是的。1992年，我們廠子動土開工的時候，習書記親自來了。冠捷就是這樣在福清開始的。
后來，我們把臺灣的中華映管也帶進來了。中華映管本來也是要去廈門的，我說：“你就來福州嘛，這樣你離我比較近。”
我還跟習書記說：“你這邊土地要是比廈門便宜一點，中華映管就可以定在這里。”
我還問他，地點選在哪里比較好？
他說，馬尾比較好，因為這里屬于進出口貿易區，原材料進來比較方便。
就這樣，中華映管就在福州馬尾落腳了。
另外，還有一個德國西門子公司，因為我們做顯示器要跟西門子的PC匹配，而西門子在大陸做得也不錯，它屬于外資企業。當時進口很貴，每年都要交很高的關稅，他們也很想在大陸設廠，而我是他們最大的顯示器供應商，我就說：“你們到福清來啊！”
德國人當時就說：“You must be kidding. Are you sure？（你別開玩笑了）。”在他們看來，大陸就是做鞋子、衣服、紀念品的地方，電子產品怎么做得來呢？
我說：“你來看看嘛。”
他們過來一看，福清的工廠做得很先進，工人很敬業，管理得也很好，廠房一塵不染，他們很驚訝。然后，我又把他們介紹給習書記，他們和習書記接觸之后，說習書記很有“國際范兒”。最后他們說：“既然你們在這兒，我們也來這兒。”當時大陸的政策，要求開辦外資企業必須有中國企業參股才可以立項。我沒想到，習書記讓福州市的電子集團來參一點股，就解決了立項問題。
習書記還說：“宣總，你給我們一個簡單的保證，假如你們以后不做這個項目了，你就要讓我們退出，返回我們投資的金額，外加一點利息，讓我們有個退出機制。”
聽完這句話，我就覺得他的想法挺先進的，當時，哪有還沒合作就想到退出的？但實際上這個想法是對的。果然，后來西門子把PC賣給富士通了，我們就一起把電子集團的股份賣掉了，不但讓它沒有一毛錢的損失，還返回了投資的利息。從這一點就能看到，習書記不僅敢于突破，而且眼光長遠。
有一次，跟習書記搭班子的一位市長問我：“你認不認得臺灣的一家汽車公司，以前跟三菱合作過，叫中華汽車？”
我說：“我認得啊，我父親認識這家公司的董事長——吳舜文老太太，公司的總經理還是我的學弟，叫林信義，他還做過臺灣地區的‘行政院’副院長。”
他說：“我們這邊可以和他們搞一個合作項目，生產臺灣的一種商用車——得利卡。”這種車既可以坐人，也可以拉貨。
我說：“好啊，我去問問看。”
我問了一下林信義，林信義說：“我覺得大陸市場很大，我也想去啊，但是要經老太太允許才行。”
我就說：“我來試試看，我正好也認得吳董事長。”
吳舜文老太太是我的長輩，我稱她為嚴伯母。我特意找了個機會和她交流，她問我：“小宣，你最近在哪里？”
我說：“在福州。”
她說：“福州，我知道，我們這邊中華汽車也考慮去啊。”
我說：“大陸市場很大，要看準未來，抓住這個先機。”
她說：“你在那邊怎么樣？”
我說：“我在這邊很好啊，內銷也沒有問題，外匯我們自己平衡。”
后來，她聽我的另外一個長輩也說福州很好。我就跟她說：“我覺得福州的領導蠻開明的。”我還給她舉了一個例子：我跟海關去談，希望他們能夠到我們這邊來監督，現場辦公，這樣可以節約時間。海關比較嚴格，不太愿意聽我們的建議。后來，市領導幫忙協調，海關就到我們這邊來監督了。這件事充分說明了福州的政風很好，辦事很及時。因為習書記是實干派，很接地氣，從來不講空話。同時，他嚴格要求部下，每一個問題都要有答案。他做事的風格，可以說是雷厲風行。
采訪組：您在大陸辦企業過程中，除內銷權問題、海關監管問題外，還有哪些困難？習近平同志當年給了您哪些幫助？
宣建生：有一件事，讓我很感動。我們臺灣的企業家，那時候來大陸投資，是“冒大不韙”的，臺灣當局不讓我們“西進”，總是以各種方式找麻煩，不肯放資金過來。
資金過不來，我就需要在大陸這邊的銀行貸款。那時找銀行貸款是很不容易的。我就跟習書記說：“銀行就像當鋪，要我一定拿十足的東西去作抵押。可是我要能拿出十足的東西，我就不需要貸款了。”
后來，習書記就給我介紹認識了中國銀行福建省分行的行長。行長說：“我們派個小組去你們美國公司考察，你在我們中國銀行開個戶頭，我們看得到你們的物流及資金流，并請你和林文鏡先生個人擔保，就可以給你們貸款了。”這個事情后來就比較順利地辦成了。
習書記做事，很能抓住事情的關鍵點。他找銀行來與我們溝通的時候，心里很清楚，只有比較開明的銀行才懂得國際上的這些東西，這樣問題才能解決。所以他當時沒有找福清的銀行，福清的銀行沒有國際化，不一定能解決問題。而且，他是在合法、合情、合理的前提下去解決問題，沒有破壞任何規定。
我真的很感激習書記，他幫助我們解決了一個很大的難題。現在看來，這些都是相對容易解決的事情，但在那個年代，資金沒這么多，大陸的國際化程度也沒有這么高。他幫我們解決銀行貸款等問題，為我們的發展掃清了障礙。
后來，福建出了一些走私案，給國家帶來了巨大損失。我們冠捷是這邊規模最大的企業之一，始終規規矩矩地經營，沒有辜負習書記的信任，也沒有給福建的領導添過任何麻煩。
采訪組：習近平同志當年幫助了這么多臺資和外資企業在福建落戶發展，您覺得他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在與他交往的過程中，給您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
宣建生：習書記幫助這么多企業在福建扎下根，主要還是為了福建的經濟發展，為了中國的現代化。這是出于他對“改革開放”這四個字的深刻體會。我們兩個在一起聊天的時候，他曾說：“是毛主席讓我們站起來了，是鄧小平同志的改革開放政策讓我們富起來了。”
中國要想發展，既要改革，又要開放。黨的干部如果不改變看法和做法，怎么可能會有進步呢？習書記就是非常務實地去理解這些事情，去做這些事情。
交往這么多年，我覺得習書記是一個生活很簡樸的人。他對吃喝的要求很簡單：下鄉的時候，一碗炸醬面，或者一份餃子，甚至一碗酸辣湯就可以是一頓飯，搞得超標了，他還不允許。他對穿衣也沒有過高要求，只要干凈、整齊、得體就行了。
他非常好學，喜歡看書，喜歡出去多看，多下去了解實際情況。古人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很有道理的。據我所知，他喜歡看上個世紀60年代到80年代講臺灣經濟起飛的書，介紹新竹科技園區、高雄加工出口區等方面的書。這方面的書，我都會從臺灣帶來給他看。他也送給我書，送我的第一部書是唐浩明寫的《曾國藩》，書寫得非常好。他還喜歡跟我談他看的書。他看過我帶給他的書之后，也會跟我交流。
讓我特別難忘的是，他很有人情味，很重感情。比如，他很關心我和我的家人，見面時常問：“你太太和孩子都好嗎？”我太太帶我兩個孩子在美國上學，每年寒暑假回來兩三次，這些他都知道。他常對我說：“你下次回來，有機會請你家人一起吃個飯。”有一次，我和太太回福清看看，他正好也在，我們就在一起吃了飯，他對我的家人很親切，很熱情。
有一次，我跟他出國考察，飛到上海轉機，他知道我是在上海長大的，就要請我吃飯。我們吃飯的地方并不是很高檔，是在城隍廟那邊吃很傳統的老上海菜。我說：“真沒想到你還知道這家店呀！”那次上海的經歷讓我記憶猶新，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他真的很有人情味。
還有一點就是，習書記和我有一些相似的經歷，所以也有很多共同語言，我們很談得來。
我是19歲去的臺灣。1949年，我父親隨著國民黨撤退到臺灣，因為家里人太多又很匆忙，就把我給落下了。臺灣那邊有人說，“宣先生是吃共產黨奶水長大的”。確實，我受過很多社會主義的教育，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們那一代年輕人追求奉獻社會、樹立共產主義的人生理想。但我當時屬于“黑五類”，上小學時就被送到農村去勞動，上初中時就去插隊了。16歲到18歲在貴州都勻插隊，正好趕上三年困難時期，那段歲月很艱苦。
因為我有這樣的經歷，就跟習書記有很多這方面的共同語言。他跟我講，他去陜西插隊，那時候很餓，連生肉都能吃下去。他還說，他那時候干體力活和當地的老鄉一樣，可以扛上百斤的糧食。他跟我分享他在陜西的那段歲月，我很有共鳴，所以印象深刻。
習書記還是一個少年的時候，就上山下鄉了。后來他從政了，也一直在“上山下鄉”。他在福建17年多的時間里，去過的福建的地方，可能比多數福建人都多。而我來福建投資快30年了，很多地方都沒去過。
我的堂伯父宣鐵吾是黃埔一期的，習書記的父親習老認得他，他們之前還是對手。我伯父做過蔣介石的侍衛長，還做過當年的京滬杭警備副總司令。我們的父輩是對手、是敵人，但我們年輕一輩成了合作伙伴、成了朋友。所以，我覺得我跟習書記還是蠻有緣分的。
采訪組：您和習近平同志當年還有過幾次一起出國考察訪問和開展合作的經歷。請您講講出國過程中，發生過哪些有趣的事情？
宣建生：有一次，我們從上海轉飛夏威夷參加一個電子展。到夏威夷之后，當時的天氣還可以，但天氣預報說臺風要來。我就說：“我們先到旅館吧，先換身衣服，穿得隨便一點，出去轉一轉，臺風來之前就回來。”他說：“好。”換好衣服之后，我說：“咱們去哪里？”他說：“珍珠港。”因為珍珠港包含很多歷史因素，也是來夏威夷的必去之地。那天，我找了一輛車，我們參觀了珍珠港展覽館。
跟習書記在一起，我感覺他這個人很幽默，而且知識很豐富。參觀完珍珠港之后，臺風一過，我們就去參加電子展，他對這些很感興趣。
在荷蘭的一次出國訪問也是很有意思的。接待他的是海尼根啤酒公司，大陸叫“喜力”，是荷蘭百年的企業，他們也想到福建去，這次就是和習書記進行洽談的。
經過比利時的時候，我們就想去看看滑鐵盧，一路上我們兩個人只顧著聊天，但是司機迷路了，轉來轉去，怎么也找不到。他就叫我跟司機先生說：“我們在滑鐵盧遭遇‘滑鐵盧’了。”司機本來很著急、很緊張，認為乘客可能會怪他，但聽到習書記和他開了一句玩笑，他也就感到輕松多了。
我們去德國西門子訪問，主要是為了和西門子簽約，把西門子引進來。我們去參觀西門子的生產線，習書記看得很細，并且很虛心地向他們請教問題。當時，西門子已經實現自動化了，都是由機器人送料。他就說：“你們西門子在德國的人力成本肯定很高啊，所以你們就大量研究和應用機器人替代人的工作，這個很先進，很不容易。”他也知道，PC的競爭很激烈，那個時候大陸有聯想、方正、清華同方、紫光等，但是和西門子相比就差得太遠了。所以他要去了解一下，為什么西門子能夠做得這么好？西門子方面就跟他解釋：德國人在自動化方面做得很徹底，凡是機器能夠替代人的工作，全部都由機器來替代。
在那次訪問過程中，習書記還詳細地詢問了西門子的勞工薪資、自動化生產方面的具體情況。我感覺，他很細心，很有學習精神，一路上都是仔細地去看。他的問題不多，但一問就是最關鍵的地方。他的知識面很全，很豐富，他對很多經濟問題包括制造業頗有研究。
西門子請他吃飯的時候，征詢他對飲食有什么要求，他說：“不要給我特別準備，我什么都吃，德國人吃的東西我都可以。”吃飯的時候，德國人請他喝酒，他很有節制，要簽約了嘛，喝一點點應個禮儀，點到即止。
簽約完后，我們就回國了。1994年，西門子就在福清落地了，和我們一起生產PC。西門子實際上是一個多元化的企業，業務范圍涉及醫療、電力、能源管理、房地產、交通、金融等很多行業。我們當時與西門子的簽約，只是跟它一個PC部門的合作，不是整個大公司。但我們算是開了一個先河。后來，西門子的很多業務都來到了大陸，比如通訊、半導體、數字化等等。
我再講講訪問韓國的故事。在韓國，我們去看了大宇汽車，這家公司的董事長設宴迎接我們。席間，他送了我們一人一本講他創業史的書。
第二天早上，我們要去參觀大宇公司。早餐的時候，習書記就跟我們談到了很多書里的內容。其實，我們前一天的行程很累，我回去就早早休息了。習書記精力很旺盛，他回去還把那本書看完了。那本書是翻譯成漢語的，主要就講大宇的創辦過程，里面講到“全世界60多個地方都有大宇”。習書記把這本書的內容記得很清楚，可謂過目不忘。我覺得他真是一個好學的人，學習能力很強，吸收能力很強，記憶力超群，這也是他的天分之一。
他與大宇溝通的時候，問的問題都很關鍵。比如說：主要零件是從哪里來的？技術是誰提供的？大宇跟美國的龐蒂亞克有合作，他就問：具體的合作方式是怎樣的？技術又是怎么轉移的？等等。
他出來的目的，就是來吸收這些知識的。他現在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因為他去過世界上很多地方了。
他在福建工作的時候，很少在福州待著，經常下鄉考察，也經常出國訪問。當省長之后，他下鄉就更多了。他喜歡到鄉下去調研，去了解實際情況，發現實際問題，這是他的習慣。現在，我們在新聞上經常能看到他在基層考察、出國訪問、開會、交流。他做事是不怕辛苦的，而且他很實際，精力和體力也是非常充沛的。
采訪組：您能講講習近平同志當年和林文鏡先生之間交往的故事嗎？
宣建生：林文鏡先生在福清長大，他十幾歲就去印度尼西亞。他是一位愛國華僑，德高望重。
林大哥這一生在印度尼西亞賺的錢，很多都投到大陸來，投到家鄉福清來了。很多外商和臺商也是林大哥介紹過來的，我就是他拉過來的嘛。習書記對林大哥非常尊敬，每次我們合影拍照的時候，他都會讓林大哥站到中間。
習書記也非常關心他，很會替他著想。有一次，我們去考察，林大哥一直帶著我們奔波于印度尼西亞各界，很辛苦。晚上，林大哥陪我們一起聊天的時候，習書記考慮到他的身體，就會讓他早點去休息。他對我們說：“我們可以再聊會兒天，讓林大哥回去睡覺吧，他跟著我們跑，身體會吃不消。”
采訪組：您在大陸辦企業多年，對于大陸這些年的變化，一定有切身體會。能否談談對“一帶一路”的看法？
宣建生：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很具有國際化的視野，他當地方領導的時候經常出國去考察、去學習、去了解，現在他倡導的“一帶一路”，是實實在在地去做，走得更遠、更實在了。
現在，很多國家的人都對習近平總書記非常有好感，為什么呢？因為習近平總書記對他們都很了解，以前都去過他們的國家，對他們國家的歷史、文化非常熟悉，對他們的長處、需求了如指掌。他還喜歡與人交朋友，每次國外的朋友來了，或者曾在國外接待過他的人來了，他就是再忙也會抽時間去接待。他是有情有義的一個人，他的朋友遍天下。
我覺得，將來的歷史要寫習近平總書記這些年做的事，“一帶一路”是很重要的一筆。現在，大陸把在基礎設施建設上的工程、交通、安全監控等進行輸出，這是對方求之不得的，對我們也大有好處。如果我們幫他們把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弄好，他們發展起來了，這才是真正的雙贏。
當然，也有人會懷疑說，貸那么多錢給別人，這值得嗎？實際上，我不這樣認為，從生意人的角度看，我覺得“一帶一路”就好比是一個長期的投資，以后肯定會有回報。以我來講，我是做實業的，我有很多投資也不是一年就能有回報，可能要5年甚至10年才能有回報。
“一帶一路”用經濟合作與交流的方式，提高了中國人在世界上的地位。“一帶一路”未來會給我們國家和相關國家長遠的回報，這是天時地利人和與歷史相接的必然。所以，未來的歷史學家，也一定會為習近平總書記寫上一筆非常正面的評價，這是他對我們中華民族的貢獻。
采訪組：您作為黨外人士，作為臺灣的企業家，與中共各級官員有著廣泛和深入的交往，您怎么看待習近平總書記推動全面從嚴治黨？
宣建生：我很欽佩。習近平總書記能夠把國家治理得這么好，并且能堅持這樣做，大家都是交口稱贊的。他從嚴治黨，是從他對自己、對家人、對身邊工作人員的嚴格要求做起的。中國有句俗話叫“身正不怕影子斜”，他也有一句話叫“打鐵還需自身硬”。
現在，有的領導說：“宣總，不好意思啊，我現在請你吃飯都只能在我們食堂吃。”我說：“那太好了，我們這樣的年齡在外面大吃大喝的，身體也會受不了。”我覺得，中央的八項規定是好事一件。
我們生意人的價值觀就是“永續經營”。從我的角度來看，我覺得，中國共產黨要想“永續經營”下去，就必須從嚴治黨，建立一個完善的自我監督、自我平衡的機制，這樣才行。
來源：學習時報
